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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岩谈美术考古与美术史书写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2019-10-22 14:01:24 来源:澎湃新闻作者:责任编辑NO。邓安翔0215

郑岩

郑岩的研讨在学界被称作“美术考古”或“考古美术”,这与他的教育阅历直接相关。受家庭影响,郑岩对美术一向有些特其他情结,肄业阶段他先后跟刘敦愿先生、杨泓先生学习考古。刘敦愿先生是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创立者,他既是考古学家也是美术史家,在研讨中很留意运用图画资料、神话传说;而杨泓先生则让郑岩才智到干流考古学界的作业和研讨。郑岩曾长时刻在山东省博物馆作业,近水楼台,他初步考虑汉代画像石的相关问题,也是在这个阶段,他触摸到了巫鸿对武梁祠的研讨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有时机赴芝加哥大学拜访,近距离地与巫鸿教授有了更多的沟通,从美术史的视点看考古资料的研讨实践也由此打开,《魏晋南北朝岩画墓研讨》、《逝者的面具 : 汉唐墓葬艺术研讨》即出现了郑岩在这方面的考虑和研讨,而与汪悦进协作的《庵上坊 : 口述、文字和图画》则反映了他对不同文本的了解。近年,由于参与美术史教材的编写作业,郑岩对美术史书写和美术考古有了更多考虑。今夏,借郑教授与女儿协作出书新书——《年方六千:文物的故事》的时机,上海评论专访郑教授,请他谈谈这些年他的新考虑。

东西方学界对我国前期美术史的重视有什么不同?

郑岩:这个问题很杂乱,我只能简略地谈谈。西方早年关于我国的知道是逐渐拓宽的,先从瓷器初步,后来扩展到书画、青铜器,然后是石刻等。全体地说,在他们研讨的起步阶段,眼里只要这些不同的类型,时刻的概念相对淡漠一些。由于那时欧洲中心主义仍是干流。我国等非西方艺术仅仅异国情调,而不是前史。可是另一方面,西方和日本学者首要树立的近代学科含义的我国美术史写作,确实使用博物馆的藏品和户外查询的资料,将我国美术的前史大大向前推进了,而不是像我国从前那样首要限制于书画史。

西方和我国对前期我国美术史的研讨,首要差异体现于学科的差异。西方研讨我国前期美术的学者,首要是美术史家。而在我国,这些资料首要是被考古学者所评论。美术史界参与评论的学者仍是少量。考古学家首要仍是关怀大的结构,而美术史家关怀“著作”。

西方老一代的学者,如高本汉(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)、罗越(Max Loehr)的研讨,全体上都能够看作美术史范畴内的。他们首要的资料是博物馆藏品。他们的资料尽管是零星的,但奉献不行疏忽。高本汉研讨铭文,从文字、音韵扩展到青铜纹样。罗越对商周青铜纹样的研讨则是秉承德国办法剖析的传统。

后来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如张光直先生是一位体系全面地研讨我国考古学资料的国际学者,他也关怀美术的问题,但现已将美术当作研讨前期文明的一个环节,而不是孤登时研讨美术。他更是一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,而不是一般含义的美术史家。但他的研讨,关于评论我国前期美术史的含义是深远的。今日仍十分活泼的学者,如罗森(Jessica Rawson)教授、巫鸿教授,也都是随时跟进我国考古发现的学者。罗森教授本来是在博物馆作业的,但她最近二十多年,与我国考古学届联络密切。我从前问过她,在你看来青铜器研讨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,她说是set(组合)。这是博物馆藏品处理不了的,只要在考古现场,才干看到这些组合联络。

再如罗泰(Lothar von Falkenhausen)教授,他是张光直先生的学生,也经常谈到美术史的问题。当然他在北大考古专业学习过,我想,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考古学家而不是美术史家。

我感到比较惋惜的是,国内对前期美术史研讨还远远不行,不能说没人做,可是确实不太成体系。我是从汉代初步做起,在国内美术史界,这就算是年代偏早的了。可是关于先秦美术的研讨,尽管资料十分丰厚,但投入的力气还严重不足。

刘敦愿先生初步研讨青铜纹样是怎样初步的,是遭到西方学界的影响吗?

郑岩:刘先生初步研讨青铜纹样的时分,根本不了解西方学者的研讨意向。他晚年与张光直先生有所沟通,曾接待过张先生到山东大学拜访和讲演。但我从没有听刘先生说起过罗越等人的姓名。这是那个年代的限制。可是,他是学西画身世的,他对西方古典学比较了解。他曾读过许多古典学著作的中文译著,如修昔底德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、希罗多德的《前史》,以及二十世纪初有关古典考古学的著作,如米海里司的《美术考古一世纪》等,他都读得十分细心,做了许多笔记。另一方面,他下了大力气读先秦文献。他是从这两个方面下手,结合我国考古资料,去研讨我国的青铜器纹样。他很重视在比较的视界下了解我国青铜艺术,他讲商周青铜器就会说到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古埃及的东西。这一点,咱们要向他学习。我前段时刻去看一家新建的青铜器博物馆,尽管展品琳琅满目,但展览的结构根本上仍是说自己的事儿,只要我国考古学内部的视角,而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比较的视界,也没有谈这些青铜器关于我国后来前史开展的含义。

郑岩与刘敦愿先生的合影

我国美术史的写作一般从哪里初步?看到一些讲美术史的书,对我国美术的初步追溯的比汉画像石更远,有从图画、图画说起的,这个逻辑是什么?

郑岩:假如看一部我国美术史的教材,当然是从石器年代写起的。可是,就我国美术史常识的建构进程而言,是首要从绘画史初步的。我国自己有绘画史写作的传统,但落实到实践著作的,不过是宋元。到后来,依据敦煌的发现和考古资料,逐渐向前追溯,构成一部“通史”。“通史”的观念从唐代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就敞开了,只不过那时没有资料,上古的前史,只能写仓颉造字等传说。除了这个传统,我国近代写绘画通史还面临一个大问题,便是五四今后的新式美术校园授课的需求。最早的著作是陈师曾、潘天寿等画家写的。他们那时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,便是中西美术的好坏问题。他们为处理这个问题,就需求对我国美术的传统算一个总账。也便是在这个时期,近代“美术”概念的进入,也从结构上改变了我国美术史的写作,修建史、工艺美术史便一步步开展起来。

如你所留意到的,这个进程是一个“追溯”的效果。这儿就出现了一个问题,咱们总是带着既有的经历,去研讨新的资料。咱们在剖析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,甚至史前彩陶时,总免不了用研讨晚期绘画史所堆集的问题和办法。这些问题和办法,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性的,另一方面也简略简略化。比方,说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便是最早的卷轴画,还有说庙底沟的陶器上斑纹便是最早的花鸟画。这儿的逻辑很简略,便是要树立一个线性的绘画史。可是,咱们知道,卷轴画和花鸟画都是特定前史阶段出现的概念。再比方,发现一幅岩画,就要评论作者是谁。这样的问题来历于后来绘画史中“名画家-名作”的结构,但考古学的资料,很难直接答复这样的问题。不过,带着这样的视角,咱们也会比较主动地考虑画像石的工匠、发明进程和技能、言语等问题,而这些问题,考古学家考虑得比较少。

您和巫鸿先生根据个案的研讨,这种做法是受限于资料,仍是说美术、艺术重视特性,所以从个案打开?

郑岩:个案研讨仅仅一种切入办法,口径小一点,能够更深化。方才说过,就像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)说民国时期文学史的写作相同,五四今后,我国美术史的写作也是要先算个总账,再跟西方做比较,所以,作为校园教材、讲义的美术史写作肯定是微观的。但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研讨很早就进入了个案研讨的办法,如王逊、金维诺关于道教比较、敦煌岩画的研讨,都有很典型的效果。巫鸿等学者关于个案的研讨,在办法论上或许更赋有自觉性,与国内的考古学类型学研讨构成了一个反差,所以留给咱们的形象比较深。

这种不同除了办法的不同,在必定程度上,也源于对资料的了解不同。考古类型学的研讨,有点像大数据处理,研讨的是遗存改变的全体规则,以树立年代学的结构,进行文明特征的归纳。有必要资料全面,定论才更可信。在这种研讨中,器物的身份是“标本”。在几十件、上百件器物的归纳分类进程中,司母戊鼎、四羊方尊共同的价值百科是看不到的。美术史不同的是,要把司母戊鼎、四羊方尊看作是“著作”。普遍性当然重要,但这些著作的共同性也需求加以重视。就像文学史研讨中精细地剖析李白的一首诗那样,四羊方尊也能够独自写一篇文章。美术史就应该关于特其他著作进行“细读”(close reading)式的研讨。

当然,我觉得这两种办法也不能敌对起来,美术史也关怀一个年代、一个地域、一个艺术集体的全体相貌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,个案研讨能够将咱们引向细节,但咱们不能将部分无极限地扩大。我的一个纠正办法是一同留意考古关于共性的全体掌握,与美术史的个案研讨互相限制。我个人也不是一种写作的办法,我也有比较微观的评论,曩昔几年还参与了教材的编写。编教材给了我一个时机,从头去考虑我国美术史全体的结构结构、术语、头绪、理论等大问题。反过来,这些考虑问题也能够落实到个案研讨中。

关于美术史研讨,比方您做的墓葬美术考古,有结合考古、美术,还有结合前史、风俗等文明要素共同去诠释和解读背面的“大前史”,个人的一个困惑在于,一幅画与其背面的“大前史”的联络靠诠释和视觉的出现是不是满足树立?这个诠释是不是满足支撑起这个大问题?

郑岩:这是美术史很中心的一个问题。图画资料和文献资料办法上不相同,是两种言语。但它们都能够看作文本,都是研讨前史的资料,它们自身也构成一种前史。图画与文献都有自己的表达办法,尽管互相能够穿插,但并不重合。它们互相能够互证当然很好,但它们不是谁从属于谁。就你所说的“大前史”的研讨而言,图画也是一种依据,尽管不是像人们说的“眼见为实”那么简略,但它确实是能够用作资料的。美术史家像研讨文献的前史学家相同,也要从事资料审阅或文本批判,比方咱们要评论一种图画自身的传统、原料和技能、构成进程、办法特征等等,在这个基础上,再寻觅它与文献出现的各种信息之间有机的相关。咱们常常置疑美术史对图画的阐释,除了许多文章证明自身存在问题外,还在于人们更习气文字表达。与图画比较,文字的办法更挨近自然言语,所以看上去更直接。人们习气上以为,关于图画的解说,只要找到了文献依据才是靠得住的,但后现代理论早就说清楚了,文献也仅仅一种说法,是一种文本。

美术史研讨的著作是第一是视觉的,第二是物质的,这决议了对它的阐释不能无度地发挥,由于我在说它的时分,你也看得见它。资料的物质性和视觉性对阐释是一个很大的限制,有制衡的效果。现代含义的美术史要树立一种新的阐释言语,旧的言语是不行的。比方,某甲说:这幅画用笔“高古”。某乙说:我怎样看不出来?某甲说:你功力不行!假如美术史限制在某甲这种言语中,就无法成为与其他学科沟通的一个范畴,而成为一种隐秘宗教,就无法像你说的那样,将美术史与考古、风俗、社会学、宗教学、思想史联络在一同。

至于个案研讨是不是能够回答“大前史”“大问题”,我想个案研讨是研讨的进程,不求立刻处理什么大问题,个案研讨堆集到必定程度,就会构成一种新的知道。

郑岩著《逝者的面具:汉唐墓葬艺术研讨》

我曾去过滕州的汉画像石馆,初度看过之后留下一些详细的问题,比方为什么许多出现在这儿,并且大多数都不是高档其他墓葬?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的西王母、后羿等神话故事跟这些一般的墓主人有什么联络,为什么在他们的墓葬中会出现这些内容?这些问题在看过您的研讨之后得到了部分的回答,还想请您再谈谈咱们该怎样了解和看待它?

郑岩:有些特别详细的问题,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微观地说,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是美术史研讨中极有价值百科的资料,代表了青铜艺术和释教艺术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时期。两汉之前,是以青铜艺术为代表的礼乐和巫术并存的文明,两汉之后的魏晋时期,释教艺术大规模进入、卷轴画出现、士人画家上台、美术理论鼓起等等,标志着严厉含义的美术史的初步。

汉是大一统帝制的树立和稳固的时期,郡县制、地缘社会、中心家庭、儒家独尊位置等等,都在这个时期树立起来,前史写作和文学开展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改变,比方从编年体的《春秋》,到《史记》,叙事性越来越齐备。艺术的改变也是如此。青铜纹样是很难明的,其间包含了极多前期宗教、巫术奥秘的元素。而汉代的画像艺术重视叙事,重视场景和人物活动的体现,与前一个年代比,再现性远远大于象征性,咱们根本能够“看图说话”了。这或许是由于咱们今日的社会结构、思想办法与这个年代迥然不同。但这个年代,关于图画的观念,而不像作为“像教”的释教大规模进入之后那个状况。人们初步凭借图画与体现鬼神和死去的先人近亲,但环绕偶像打开的典礼还没有那个体系、老练,因而图画的言语也就不像后来那么详尽和理论化。

一个更详细的布景是,要评论这些画像石的性质。在我看来,它们是与丧葬相关的特别图画,是在存亡这个终极性的命题下,人们关于对岸国际的幻想和表达。巫鸿教授谈过汉代武梁祠与《史记》结构上的联络。在我看来,这种联络或许不是那么直接,可是将一个人的逝世放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时空中加以体现,用三皇五帝以来的整部前史、包含神仙和天界的整个空间作为一个详细人物的布景,这确实与《史记》反映的一些常识分子的抱负是附近的。至于其他身份的死者,他们更多考虑的或许是身后的车马美食、庄园奴隶,但也少不了来自神仙国际的安慰。

曩昔咱们研讨汉画像石,会对其间画像的内容做详尽的分类,比方神话传说、现实生活、前史故事等等。在我看来,这些被硬性区分的内容,互相之间是有着内涵相关的,它们是一个全体,都关于对岸国际的幻想,吃饭、打猎、跳舞,或许是回想曩昔,但更重要的是,这是在刻画一个抱负的身后国际。咱们跟古埃及不相同,古埃及有所谓的亡灵书,其间关于身后国际的描绘十分详细,坟墓中各种图画根本上是关于这些理论的图解。但汉代没有关于国际的体系的理论,思想家至少没有在文字上供给这样的理论,但人总要死,就只能交给了发明这些画像石的“艺术家”来处理。汉画像石不是对哪个理论的图解,它是经过艺术的办法,积极地、勇敢地构建出一个体系。释教大规模盛行之后,墓葬内的图画主题就越来越单一了。从这一点说,汉代画像石在主题上是最为丰厚的。

周穆王参见西王母(东汉),滕州汉画像石博物馆

儒家关于丧葬的说法是“事死如生”“大象其生以送死”,所以,咱们能够经过墓葬中的资料来研讨生者的国际,可是“如”和“象”,都触及艺术的转化,怎样转化,则是艺术言语的问题。因而,美术史别的要评论的一个大的方面,是汉画像石的体现办法问题。这其时是美术内部的问题,但也不行忽视。

上述几个方面,是研讨汉代画像石要考虑的一些大问题,至于详细的主题,这是更为技能性的问题。技能性的问题当然有含义,但我觉得微观的考虑不行,会使得一些细节的处理过于盲目,办法上也会流于简略。

近年来学界对“图画证史”有不少重视和评论,前史学者和美术史学者对这一点有怎样的沟通,关于“图画证史”的两边怎样看待对方的研讨?

郑岩:这些年的评论仍是越来越多的。复旦文史研讨院你们都比较了解了,其间就归纳了思想史、宗教史和艺术史各方面的力气。社科院前史所文明史研讨室编的《形象史学研讨》杂志,现已出书了许多期,西南大学前史地舆研讨所还编了一个《我国图画史学》的同仁刊物,他们都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,汇集了各个学科的学者。2017年11月,陆扬在北大组织了一次会议,即倡言中古史研讨一同要重视史料文赋性与物质性,咱们恶作剧地说是“两性会”。传统上,前史学者更重视文献的文赋性,如一块碑上对一个事情的记叙。但这个会上,有的学者一同会留意碑的标准,安顿办法等等要素,留意到写本的原料,书写的文字怎样摆放等,这些问题,就和美术史所关怀的问题有些相似的。尽管会议上大多数学者评论的仍是文字性的什物,如碑、墓志、写本等,但对物质性的着重,是重要的一步。首都师大也办过一个会,不同范畴的年青学者聚在一同评论怎样做“文本批判”。所谓的“文本”包含多种办法,文字、图画、什物,有前史学、考古学、文学史、美术史不同范畴的学者一同评论,这样一下咱们就有话说了,许多定见现已逾越了“图画证史”这个论题。最近,北京服装学院还树立了我国服饰文明研讨院,也必定会触及文献与图画多方面的资料。在这些犬牙交错的学术网络中,重要的不是要提出一个概念,划出一个地盘,而在于供给一个多学科沟通的渠道。有了这类渠道,互相的了解、学习、交融就畅通了。

您在研讨中提出“观看”的问题。联想到西方的宗教艺术,我觉得跟我国的墓葬美术有相似性。想讨教您,“观看”的视角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?西方宗教艺术在这一点上对我国的研讨是否有启示?

郑岩:我提出“观者”,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了,其时想问的问题是:墓葬中的画是画给谁的?那时的考虑比较简略:视觉艺术就应该有观众,那么它在墓葬里是给谁看呢?曩昔咱们的研讨,总是在说“咱们从中能够看到……”,咱们是不自觉地把墓葬里的岩画当作博物馆中的展品来研讨。可是,墓葬是封起来的,那画就不是给咱们看的。

在西方,1517年初步的马丁?路德宗教改革,发生了极点的圣像损坏运动,把许多教堂里偶像和圣物被打碎,这时就有人这些圣像、圣物收起来,树立了专门房间来贮藏。尔后,人们就初步从审美的视点研讨这些东西。我国的状况也是相同,会昌灭佛今后,岩画被好事者切开下来保藏,成都人胡氏还建了一处“墨宝亭”贮藏展子虔、薛稷等人的岩画,前来欣赏的人川流不息。这是博物馆的雏形,传统的美术史,在某种含义上,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初步书写的。但我说的“观者”,要把著作回归到它原境去了解。由此动身,就要考虑到著作的空间联络,与墓主的联络等等问题,而不仅仅著作的办法等元素。

后来,我发现这个问题极端杂乱,我还写过一篇文章,评论“不行见”的问题。有些东西肉眼简直看不到,十分精美,如良渚文明所谓的“神徽”,像微雕相同。再比方马王堆的帛画,咱们幻想下葬的时分,人们举着它,可是画是那么详尽,但谁能凑曩昔看细节呢?下葬后帛画就在地下密封起来,更不是给活人看的。这就需求探究别的的解说办法。不论看到,仍是看不到,这类问题,都是要评论人与物的联络。

西方美术史研讨中办法剖析的一整套办法的条件,都是根据从美术馆中开展出的以审美的眼光打开的观看。假如咱们再考虑到宗教艺术的原境,就要考虑非审美的观看,即“崇高的观看”问题,如释教中的“观像”和“观想”等典礼。这样想下去,有或许会开展出别的一些对著作进行了解和阐释的办法和术语。当然,这绝不是倚马可待的文章,需求将来长时刻的探究。

谈谈您最近的研讨吧。

郑岩:最近在做墓葬以外的东西,是经过一些事例,反思近代以来我国美术史写作的结构。根本上现已构成了一本书。我特别找了一些“碎片”,即看上去比较边角的资料,从唐代写到今世。

这个“碎片”是什么意思?

郑岩:首要,“碎片”在这儿不是形容词,而是真的碎片。碎片是物的特别形状,瓦解了传统含义的艺术品的完整性和视觉鸿沟,能够引导出更为丰厚的问题。例如,一件白璧无瑕的瓷器,只可远观,不行近玩。破碎之后,我就能够看到器物内部的空间、开裂后显露的胎体,感遭到器壁的软弱、茬口的尖利。这会使咱们对原器物发生更为深入的知道。当咱们意识到碎片本来是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时,还会测验着重构本来的物件。一件瓷器被打破是一个事情,外力的碰击、四散的肢体、落地时尖厉的声响,都会带给咱们快感或许阵痛;咱们吃惊、修正、思念、哀悼、辩解、隐秘、忘掉……也都是事情,这样,咱们便有或许经过碎片与破碎,去评论一种包括内部、外部多种元素的物的全体史。所以,作为动词的破碎,也是我这本书要评论的。破碎,便是一种灾祸。我因而去探讨了艺术的消灭与含义的再生、转化等等杂乱的问题。在选材上,这本书不再限于绘画或雕塑某一种详细的艺术办法,而触及释教、城市、修建、器物、文学、金石、印象和设备等更广泛的范畴,我企图由消灭、破碎、再生、聚合等更多的视点,出现物质性在艺术史研讨中的潜力。

第二,“碎片”在这儿也是形容词,是有象征含义的。这本书企图打破一些东西,自身的考虑也不体系。我也没有计划体系化。也便是说,我走出一个关闭的房间后,不期望树立另一个关闭的房间。我期望这是一些考虑的初步。整本书是开放性的,我最终评论的一个事例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面前评论的东西。这听上去像一个游戏,对吗?确实,我在里面也评论了清代“锦灰堆”这种游戏性的艺术办法。

我上大学时参与考古开掘,第一次是在山东滕州,挖薛国故城。那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的封地。我带着《史记》去工地,白日开掘那些破碎的陶片,晚上读“孟尝君列传”中冯谖市义的故事。我感触的前史,是文字,也是这些有形的碎片,以及埋藏这些碎片的土壤。过来三十多年,我总算有一个时机,表达我初步的这种感触。

我在书中首要是讲故事,而不是谈理论。定论或许还很悠远,或许不重要。我一切研讨都是在做实验,在实验中提出问题最重要。豆瓣上有一位朋友批判我的书,说都是老毛病,“为德不卒”。他看的很精确,我很感谢他。我想,“虎头”便是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,谁都没想过;“蛇尾”便是定论当心一点,留有余地,咱们一同评论。

本文来历:汹涌新闻 责任编辑:王若帆_NBJS95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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